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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，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，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，因而对此毫不相让，绝不妥协。孙中山说，“第一、革命必须有唯一(崇高伟大)之领袖，然后才能提挈得起，如身使臂，臂使指，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；第二、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，或互争雄长，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，绝对服从；第三、孙先生代表是我，我是推翻专制，建立共和，首倡而实行者。如离开我而讲共和，讲民主，则是南辕而北其辙。忠心革命同志，不应作‘服从个人’看法，一有此想，便是错误。我为贯彻革命目的，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，老实说一句，你们许多不懂得，见识亦有限，应该盲从我。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，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。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，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；第四、再举革命，非我不行。同志要再举革命，非服从我不行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，……我敢说除我外，无革命导师。” 至于按手印一事，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，不容有丝毫的更改。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党务部长居正回忆说：“总理意志强毅，态度坚决，南山可移，此案不动”。事实上，即便是孙中山自己，也要宣誓立约，以示庄重（不过免了手印一节）。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引进江湖帮派的那套做法，这并不是第一次。早在1911年5月，孙中山在美国筹款时，当时就做出一个决定：将同盟会和致公堂合并，凡是入了同盟会而未加入致公堂的，一律加入致公堂；而凡是入了致公堂而未加入同盟会的，也一律加入同盟会。 孙中山的这个做法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，以筹集更多的革命款项，但很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。他们认为致公堂不过是江湖帮派，入会时又要秘密手印、背诵暗语，又要跪拜受训、歃血为盟，这种宗派迷信的做法和革命宗旨大相异趣，无法接受。 但孙中山却认为，迷信是团结会众的好办法，“哪怕是没有香烛供应，也要自己造出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”，“一旦这个迷信破弃了，恐怕会招来全部涣散”。如今若是细细琢磨，百年前的孙中山对这个政治的本质倒可以说是认识得很深刻呢。 党员宣誓无可非议，但要党员“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，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”，这种无条件效忠和赤裸裸的个人独裁做法，与革命党人一向追求的民主自由原则南辕北辙，也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而不满，他们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觉得孙中山未免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。就连多年的友人宫崎滔天也私下议论，当时孙中山的态度俨然是：“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，只有我一个人行，我是中国的救星”。此后，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的热情也日渐消退，这是后话。 革命阵营中的第二号人物黄兴，他在公开表示不屑与之为伍后，随即远赴欧洲。陈炯明当时在南洋，孙中山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，陈理都不理。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、朱执信等人，也都对此不以为然，始终不肯履行入党手续。 事实上，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，除了陈其美、戴季陶、张人杰、蒋介石、邓铿、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，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、李烈钧、柏文蔚、吴稚晖、蔡元培、谭人凤、钮永建等人大都以牺牲一己自由而附从党魁为屈辱，纷纷拒绝入党。孙中山推行个人集权的专制做法，最终导致同盟会再次分裂，大批同志分道扬镳。 据居正的回忆，部分党员曾提议对加入仪式做适当修改，如重新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员，只向孙中山先生口头表示愿意加入，可以免除其他手续。另外，誓约中“附从”孙中山改为“服从”总理。但居正将这些意见转告孙中山时，遭到孙的严词拒绝。 加按手印、个人效忠的做法让革命党内部分裂，很多革命党人或闻风远逸，或罢工杯葛，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，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，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，也就在“二次革命”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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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：江南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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